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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家族簡史——元明清土司統治時期的土家族(一)

    2012年07月10日 來源:www.dianshangyingxionghui.com 編輯:335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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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封建社會后期

        第一節 元明清土司統治時期的土家族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土司的統治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
      
        從元代起,封建王朝開始在土家族地區建立土司制度。到明代,土司制度進一步發展,日臻完備。清代前期,因襲明制,并繼續有所推進。土司制度的形成,使封建中央王朝對土家族地區的控制加強,由唐、宋時松弛的羈縻政策,變為能夠實施有效的控制。
      
        元朝統治者在以武力征服的同時,對表示愿意歸附的土家族首領,采取招撫政策,委以土司官職。在湘鄂西地區,元代初中期,當地少數民族各蠻峒的活動比之以前呈明顯加劇的態勢,各土酋勢力叛服不常。元初的幾次叛亂給元朝制造了較大的麻煩,元朝興師動眾才得以平叛。在平息叛亂的基礎上,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招撫政策,先后在湘西地區設立了永順安撫司(治今永順縣)、保靜土州(治今保靖縣)、南渭土州(今永順縣西南列夕、柏楊一帶)、安定土州(在今張家界市境)、柿溪土州(在今桑植縣境)及白崖峒長官司(在今龍山縣西北)、會溪施溶長官司(在今永順縣境)、驢遲峒長官司、臘惹峒長官司、麥著黃峒長官司(以上三峒均在今永順地)、五寨長官司(在今鳳凰縣境)、上桑植長官司、下桑植長官司(在今桑植縣境)等土司。
      
        在鄂西南地區設立了惹巴安撫司(在今宣恩縣)、師壁安撫司(今來風縣、宣恩縣之間)、散毛土府(在今來鳳縣)、懷德土府(在今鶴峰縣)、盤順土府(在今鶴峰縣)及多個長官司。
      
        在渝東南地區,設立了石柱安撫司(在今石柱縣)、酉陽土州(在今酉陽縣)、邑梅長官司、平茶長官司、石耶長官司(均在今秀山縣)等土司。
      
        在黔東北地區,初設立思州安撫司,后改思州宣慰司(在今黔東北地區)。思州土司轄地甚廣,其下屬司亦多,民族成分復雜,但思州土司本身則是土家族。
      
        元朝末年,土家族土司多有升職,如桑植長官司升職為桑植宣慰司等。不僅如此,當時元朝廷還在土家族地區廣增土司。以元末時期的鄂西南地區為例,在明玉珍據蜀以前,元朝廷在鄂西南地區設立了3個宣慰司:施南宣慰司、鎮邊毛嶺峒宣慰司、懷德軍民宣慰司;7個宣撫司:散毛軍民宣撫司、容美峒宣撫司、高羅宣撫司、隆奉宣撫司、龍潭宣撫司、隆中路宣撫司、龍渠峒宣撫司;6個安撫司:忠孝軍民安撫司、盤順軍民安撫司、忠義軍民安撫司、金峒安撫司、大旺安撫司、木柵安撫司。元末土家族土司設置數量之多,級別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部分還是元末新置。這充分反映出元朝末年朝廷對土家族土司超出常規的籠絡招撫政策,也反映出元朝政權衰落、土家族各土著勢力借亂世大肆擴張并最終得到中央王朝認定的事實。
      
        元代土家族土司設立的基本格局,為后世明清兩代設立土司奠定了基礎。元朝在土家族地區廣設土司的同時,還對土司的官銜、義務、朝貢等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區已經基本形成。
      
        明王朝建立后,在元代土司設置的基礎上,對土司的建置、職官品位、承襲、廢置、升降、朝貢、征調等,都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使土司制度趨于完備。隨著土司制度的完善,土家族土司政權也進入其發展的成熟期。在明朝正式的文武土司職銜中,土家族土司除了永順土司下轄有3個土州屬文職土官外,其余全部為武職土司,包括從宣慰司、宣撫司到安撫司、長官司及蠻夷長官司的所有土司,均有設置。
      
        綜合各種歷史文獻記載,明初在土家族地區設立的土司,除去永樂年間已經改流的思南、思州2家宣慰司不計,共有宣慰司2家,宣撫司6家,安撫司10家,土州3家,長官司33家和5家蠻夷長官司,合計59家大小土司。具體來說,在湘西地區設立宣慰司2家,安撫司1家,土州3家,長官司12家,分別隸屬湖廣都司和九溪衛;在鄂西南地區設立宣撫司4家,安撫司9家,長官司13家,蠻夷長官司5家,隸屬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渝東南地區設立宣撫司2家,長官司4家,分別隸屬四川都司和重慶衛;黔東北地區設立長官司4家。
      
        按明制,宣慰使為從三品,高于流官知府的正四品;宣撫使為從四品,安撫使、土知州為從五品,均高于或相當于流官知州從五品的官階。據《明史·地理志》,同時期全貴州的武職土司,除1個宣慰司外,其余為品級低下的長官司55家,蠻夷長官司21家??梢?,土家族土司與林立的貴州土司相比,在土司等級方面,是遠高于對方的。這表明了土家族土司發展的興盛,說明了土家族土司在明代土司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廷根據土官“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分別授以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等官職,并準其世代承襲。但是,土司的承襲、升降、裁革和機構的置廢,都必須聽命于明朝中央。而各級大小土司又以中央王朝為靠山,接受封號誥命,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便于在各自的管轄地區實行有效的統治。與此同時,明王朝為加強對土司的控制,還用土、流間用的政策,在各級土司機構中派遣流官,對土司進行監督。但是,由于土司和封建中央王朝之間存在矛盾和斗爭,有些土司自行設置土知州、長官司等土官,并隱而不報。容美土司就曾私立土知州、土指揮使等土官。在今長陽縣清江北岸設有玉江、麻栗、施都等長官司。這些土司、土官都未上報封建中央王朝,因而不見于史、志記載。
      
        此外,明朝廷還在土家族地區的邊緣地帶及土、漢雜居地區,設置衛所,駐守重兵,加強軍事防御。鄂西設施州衛和百里荒千戶所,湘西設九溪衛,下轄麻寮、添平、安福3個千戶所;永定衛下轄張家界千戶所;辰州衛下設鎮溪千戶所;渝東南設黔江千戶所。衛所設有衛指揮使、千戶、百戶等官員,在土家族地區周圍建立起軍事防御包圍圈。同時,明王朝還在施州土家族聚居的腹心地帶咸豐縣境內設立大田千戶所,就地進行控制。“而設大田于八面環夷腹心之中,緊扼諸司之吭,以通楚蜀要道”,“大田雖彈丸之土,實拳泥而塞多孔”,“鎖鑰荊襄,屏翰重夔”。各衛由明朝廷直接派兵駐扎,開墾屯田,“自征自食”,“且耕且守”,“衛軍當無事則荷鋤,有事則執銳。”千戶所下設百戶所,千戶、百戶多為已經歸順的“土酋職官司”,劃給土地歸其所有。“原族官不支俸,軍不請糧,自備衣械”,把守咽喉要道,實行“以土防土”的策略。在重要的軍事要地雜以漢官擔任千戶、百戶之職,領漢兵鎮守。在各地交通孔道,設關口,建隘口,以漢官、漢兵屯駐,或以土官、土兵把守。這種嚴密的軍事防御與林立的關隘,不僅可以防止土家族人民的反抗,使其與漢族人民隔絕,實現“蠻不出境,漢不入峒”的限制,而且可以防止“土司出沒”,加強對土司的控制。
      
        清朝土家族土司的設置基本上是因襲明制,土司設置總的格局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在一些土司的職銜上有些調整。對明末升職的各土司,清初采取了不同的處理辦法,其中,對升為宣慰司的容美、桑植、酉陽、石柱四土司的宣慰司級別給予了承認。而對其他也有宣慰司之升的忠路、東鄉、唐崖3家土司則仍如明制,作安撫司或長官司。另外,清初對一些中小土司也有一些調整。
      
        以鄂西南地區為例,清代在鄂西南地區設置的土司包括:宣慰司1家:容美;宣撫司4家:施南、散毛、忠建、忠峒;安撫司13家:東鄉、金峒、忠路、忠孝、高羅、大旺、東流、龍潭、沙溪、五峰、石梁、椒山、水浕;長官司15家:木冊、唐崖、臘壁、卯峒、漫水、西萍、建南、瑪瑙寨成、石寶深溪、下峒平茶、塔平(或源通塔平)、木寨前峒、紅鸞后峒、戎角左峒、能陛右峒。其他地區的土家族土司基本沿用明制。
      
        (二)土司的統治
      
        土家族地區的土司制度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既是各自轄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本地區的最高軍事首領。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土司、土官,實行封建世襲制,“所設宣慰,知州、長官,不問賢愚,總屬世職”。父死子繼,無子的兄終弟繼。
      
        土司統治有賴其特有的官僚機構。土司的官僚機構中,除土司主外,其下有各級大小土官,他們是土司對土民實施統治的左右手,是土司統治政策的具體執行人。土司衙門的最高官員,永順稱“總理”,容美稱“旗鼓”,下設“家政”、“舍把”等大小土官;經歷、儒學、教授、訓導等職則由流官充任。
      
        根據有關記載,土司下屬的總理一般在家政之上,或至少是與家政同級。家政,顧名思義,是為管理土司內務的屬官,而總理應該是總管土司政務的高級土官。舍把,是土司委派到某一個地方的地方官,他可以管理一方所有的行政事務,并擁有司法法權。“凡舍把準理民間詞訟,無論戶婚田土以及命盜各案”。舍人,有不同的名目,有所謂暑司事舍人、護印舍人、應襲舍人等。顧彩《容美紀游》中稱走差者為“干辦舍人”。應襲舍人即土司應襲人,當為土司嫡長子,護印舍人是由土司至親之人比如嫡長子應襲舍人以外的其他兒子來擔任的,他們都有很高的地位。
      
        基層建立軍政合一的“旗”。永順有80旗,保靖有16旗,桑植有14旗,散毛有48旗,容美有風、云、龍、虎等旗。各旗設“旗長”或“旗頭”,管理戶口和差役,訓練土兵。旗長之上還有總旗,其職責主要是在軍事管理方面。在恩施、巴東、石柱等地,于各司之下設立里甲制,以110戶為一里,一里分為10甲,里設“鄉約”、“里長”,甲設“甲長”。里甲之內的勞動人民都要互相擔保,不得隱藏戶口,任意流徙。
      
        除了以上各級土官之外,還有頭目、峒長、峒老之屬,多見于《明實錄》所載。這些名目只是土司系統中基層的辦事小吏或峒寨頭人,或許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土官。
      
        上述各級土官,均由土司自行任命,其中,高級別的土官,如家政、總理、護印舍人等,都是由土司子、侄或族人來擔任。各級土司通過這一套官僚機構,對土家族人民進行嚴密的統治。
      
        嚴格的封建等級制是土司統治時期政治的顯著特征,等級森嚴,不可逾越。“凡土官之于土民,主仆之分最嚴。”土司自稱“本爵”,土民稱土司為“爵爺”、“都爺”或“土王”,稱其妻為夫人,妾為某姑娘,幼子為官兒,女為官姐,土司子弟擔任官職的為總爺。土司的下屬官吏對土司父親不能直呼其名,甚至與其父名的同音字也必須以其他字代替,“諱父名”,犯者要遭到斥責。在房屋的建筑上等級也極為嚴格,土司衙署“綺柱雕梁,磚瓦鱗次。百姓則叉木架屋,編竹為墻。舍把頭目.許豎梁柱,周以板壁。皆不準蓋瓦,如有蓋瓦者,即治以僭越之罪”。土司所到之處,土民必須下跪迎接。“土司出,其儀衛頗盛,土民見之,皆夾道伏。即有譴責誅殺,惴惴聽命,莫敢違者”。土司儼然一個土皇帝。
      
        土家族土司社會是以軍政合一、兵農合一的形式組織起來的,旗是社會的基層組織,也是基本軍事單位。各旗“分隸于各州、司,而統轄于總司。有事則調集為兵,無事則散處為民,以習耕鑿。”土家族土司以旗為單位來組織其所屬土民,應該是對明代衛所制度的一種模仿。旗是衛所制度的基層單位。土家族各土司中,“永順土司分五十八旗,日:長利東西南北雄,將能精銳愛先鋒,左韜德茂親勛策,右略靈通鎮盡忠。武敵兩星飛義馬,標沖水戰涌祥龍,英長虎豹嘉威捷,福慶凱旋智勝功。以七字為句,每一字一旗,共五十六字,為五十六旗,后添設清謀二字,共五十八旗。此外,更有戍、獵、鑲、苗、米房、吹鼓手六旗、伴當七旗、長川旗、散人旗、總管旗。……又福字一旗,則系土官宗族。”“保靖土司分六十一旗,日虎、豹、度、智、謀、勇、威、驅、彪、勝、親、利、飛、良、先、鎮……”,桑植土司“其地分十四旗,日東、西、南、北、神、靈、先、順、威、龍、虎、戎、宗、客。”其他有容美土司的四十八旗等。由于旗是軍政合一,土民是兵農合一,故土司社會實為全民皆兵的社會。明代征調土兵,僅酉陽土司就有三千、五千、七千至一萬余者,“蓋土人無不為兵,則兵固無定額也。”
      
        在以旗為單位、所有士兵兵農合一的同時,各級土司與衛所地區的土官,都擁有由一定數量土兵組成的武裝力量。土兵是土司鎮壓各族人民反抗的工具,維護其統治的主要支柱。“土司有存城兵五營,兵丁每營一百名”,人營士兵均有一定俸祿,“其兵丁每名領工食銀三兩六錢,米三斗六升,皆民間派給。”土兵五營,即前、后、中、左、右五營,其中以中營最為重要,通常由應襲長子率領,其他四營則由宗親、心腹之類擔任首領。營兵的主要職責,“一以備捍衛,一以供役使”,是土司維持其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土兵的建置單位為旗,由旗長或旗頭帶領。每旗百余人,或數十人。清初,尚有經制、參將、游擊、千總等武職官員,聽命于土司,分管各旗。土司的武裝力量實行寓兵于農制度,閑時習武,忙時耕耘,用則為兵,散則為農。土司平時很重視對土兵的訓練,一般在土司治所,往往有專門用于訓練的場所。有時組織圍獵,以培養土兵勇敢善戰的精神。“一人搏虎,二十人助之,以必斃為度,縱虎者必罰。獵他獸亦如之。得禽則倍賞當先者。”土司兵的陣法別具特色,“其陣法:每司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次五人為第三重,次七人為第四重,又其次七八人橫列為第五重。其余皆置后,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則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如皆敗則無望矣。每旗十六人,二十四旗合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這種陣法攻守兼備,進退自如,利于發揮集體作用,被明代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所采用,“譚綸、戚繼光之鴛鴦陣法,即土兵之法。”其調兵之法也很特別,“調以奢,則能飯者至;調以帚,則掃境而出。”即是說,如果是以奢為標記的調兵令,則能吃飯打仗的青壯年人都來集中;而以帚為標記的調兵令,則土司轄地內的人全體出動。此外,選兵、出征、戰斗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其連坐之法極嚴,故土爭用命。”
      
        土司在各自轄區邊沿地帶的重要通道,設關口,筑哨臺,派遣土兵把守。有警則放狼煙,此起彼應,以阻其他土司侵襲。出入土司境內,必須執土司衙署的“領單”,旗長驗照放行,如無單者不準出關。土司之間發生兼并戰爭,或者相互侵擾,對于被俘的人問其是否投降,若問三聲,不降則殺;降者則帶上腳鐐,令其種田,幾年之后釋放,編為客兵。土兵兵員沒有定額,視中央王朝征調多寡而定。明代征調土兵,僅酉陽土司“有至三千、五千、七千與一萬余者。蓋土人無不為兵,則兵固無定額也”。土兵出征之前要舉行儀式,“系牛于神前,以刀斷牛首卜勝負。牛進則勝,退則敗,而復進者失敗而后勝,以此為驗”。
      
        明朝廷往往以湖廣土兵為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的依靠力量,征調頻繁;而土司則以“供征調”來表示效命朝廷、獲得封官晉爵的良好機會。“每遇征伐,輒愿荷戈前驅,國家賴以撻伐,故永、保兵號為虓雄”。明朝王廷先后征調湖廣土兵,前往廣西的思州、田州、懷遠、大藤峽,貴州的五開、銅鼓、普安,以及四川、河南、湖南、湖北等地,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廣大土兵對于頻繁的應調出征極為不滿,往往以逃亡的形式反抗調遣。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調永順、保靖土兵援遼東,已半載,永順土兵3000人,到關者僅700余人,中途潛逃2000余人,保靖5000土兵乘宣慰使患病之機,逃散者3000余人。對于逃而復返的土兵,土司施以“斬其手足”的酷刑,以阻止土兵逃亡。
      
        殘酷的刑法是土司對土家族人民實行野蠻統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殺人不請旨”,各級土司操生殺予奪大權,稍不如意,即對土民任意屠殺,“無禮義,無法度,雖居中國,邈若海外”。土司設有監牢和刑場,土人犯罪,小則土知州治之,大則土司自己處治。土司的刑法極為殘酷野蠻,重者斬首,輕者施以宮刑、斷指、割耳、杖責等刑。土民中凡具有反抗意識者,或在土司衙署偷拿物品者,都處以極刑,一律斬首。土民怠慢土司的客人,或不按期與土司晉見的都要被割掉耳朵,一般有盜竊行為的被斷指。行刑時,都由土司親自監處。犯杖責罪者則由其下屬官員施行棍杖,亦有死于杖下者。土民若被關進監牢,就要帶上沉重的刑具,“土司所用系人鐵鏈,其形粗大,約百十斤”。
      
        各土司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也十分激烈。他們憑借各自手中的武裝力量,恃強凌弱,互相兼并,連年攻劫,掠奪人口,以圖擴大自己的管轄區域。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常豐洞首領大弟糾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首領,劫掠永寧之阿那禾砦。次年,容美土司田墨施糾集各洞首領,殺千戶及戍卒80余人,俘掠良民,相繼攻劫麻寮等寨。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慈利貞家山首領貞公約集懷德府河者洞驢合什用、謝家洞巨仙什用、恩石洞沒爾什用、安俱洞重達義等首領,侵占白水泉一帶。到明代,土司之間的內部爭奪更加激烈,相互鯨吞,世代仇殺,干戈不息。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宋儂寨土官與邑梅司副長官楊勝剛父子、俊倍洞長官楊廣震等圖謀占據酉陽,聚兵焚殺。明武宗正德年間,永順與保靖土司因爭地攻殺,累年不決,上訴明廷,各被罰米300石。保靖土舍彭惠,因其祖父大蟲可宜被副宣慰彭藥哈俾所殺,并被搶占14寨,而且兩家所管土人亦各分黨仇殺,彭惠為雪祖父被殺之恨,奪回失地,乃借助永順宣慰彭明輔的兵力,相互仇殺,數年不息,死者500余人。忠路與石柱兩土司本是親戚,但因爭奪邊界而攻殺不休。不僅如此,土司一有機會還向漢族地區擴張。明孝宗弘治年間(1488-1505年),唐崖土司侵占黔江縣的夾口地區。從明代嘉靖到清代康熙年間,容美土司借名開荒,不時侵占巴東連天關以北、桃府口以南地區,“欲以漢人為土民,漢地為蠻業”。
      
        為了爵位的承襲,土司叔侄兄弟之間明爭暗斗也十分激烈。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石柱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邦聘謀奪其印,與馬斗斛、馬斗霖等集眾數千,圍覃氏,縱火燒毀公私房舍80余所,殺掠一空。土司之間的矛盾和斗爭,給土家族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
      
        土司時的政治,雖然有其殘酷、落后的一面,但是,它在土家族發展的歷史上還是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土司制度的建立,使土家族的統治者和封建中央王朝的關系更加密切,促進了土家族與漢族之間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各級土司世襲延續,使土家族的活動地域和社會秩序,較之羈縻州縣時期更加穩定。這種較為穩定的局面,使鄰近中原腹地、處于周圍漢族強大影響下的土家族,能夠保存其自身的民族特點。
      
        土司在進行其專制統治的過程中,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發展,也曾采取過一些積極的統治措施。如明代鄂西南卯峒土司向那吾,雖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土司,卻已意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并積極加以提倡,在司內發布《廣墾殖告示》。卯峒土司向同廷在明末發有《廣修學舍告示》,并在該司署地等處設立學校,促進了司內教育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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